甚至是否定性的意见，不要急于辩解，认真听，记下来。有些意见可能不切实际，但有些可能恰恰指出了你们自己尚未意识到的问题。另外，对于专家们提出的合作意向或研究建议，可以积极回应，但具体细节不要当场敲定，留出缓冲空间，下来再详细评估。”

“好的，我记住了。”万大春简洁地回应。

“另外，”南宫婉补充道，“王司长私下跟我透露，这次调研结束后，部里可能会考虑组织一次小范围的媒体通气会或成果发布会，初步展示试点成效，为后续更大范围的推广造势。你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，注意总结提炼一些有亮点的、易传播的‘故事’。”

这个消息很重要。万大春认真记下：“明白。我们会注意梳理。”

“嗯，那就先这样。不打扰你准备了。加油。”南宫婉说完，便挂断了电话，干脆利落，没有再多一句闲话。

万大春放下手机，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这次通话，南宫婉明显收敛了许多，更多是在传递信息和建议。但他能感觉到，最初那种超越工作关系的“关心”苗头，似乎被她敏锐地察觉并克制住了。

这让他既松了口气，又有些莫名的复杂。他并不想得罪或疏远南宫婉，这位盟友的能量和支持对桃源村至关重要。但他也必须清晰地守住私人情感的边界，这既是对柳絮和家庭的忠诚，也是对自己和南宫婉之间纯粹合作关系的一种保护。

或许，南宫婉只是一时兴起，或者是一种拉近关系、增强信任的社交策略？毕竟在复杂的商业和政商关系中，适度的个人关怀有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。

万大春不愿意恶意揣度他人，尤其是一直帮助他们的南宫婉。但他必须谨慎。

他将这次通话的内容和感受暂时压在心底，重新集中精神，思考下午的座谈。

下午的闭门座谈，气氛果然更加严肃和直接。没有上午分组研讨时的那种探讨氛围，专家们更像是考官，围绕桃源村模式的可持续性、可复制性、风险隐患以及与国家宏观政策的衔接等问题，轮番提问，有些问题甚至带有明显的质疑色彩。

“你们的模式高度依赖万医生个人的能力和威望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点。如何建立不依赖于个别人的长效机制？”

“合作社的盈利模式是否可持续？一旦药材市场价格波动，或者遇到大规模病虫害，如何保障村民收入和健康服务的持续性？”

“你们收集了大量的村民健康数据，这些数据的隐私和安全如何保障？未来如果与外部机构合作研究，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如何落实？”

“将中医药服务与基层健康管理结合，理念很好，但具体到操作层面，如何界定‘医疗行为’和‘健康管理’的边界？这涉及到责任认定和潜在的法律风险。”

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，直指模式的软肋和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。万大春、沈言、赵婷、陈墨等人，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但他们没有慌乱，按照事先的准备和分工，逐一诚恳应答。

对于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，他们也坦诚承认，并表达了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的意愿。这种不回避、不粉饰的态度，反而让一些原本持怀疑态度的专家，眼神渐渐缓和。

座谈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。结束时，专家们虽然没有明确表态，但神色间少了许多最初的审视，多了几分深思和探讨的意味。

送走专家们去休息，桃源村的核心团队聚在会议室，每个人都像打了一场硬仗，疲惫中带着兴奋。

“太刺激了……”孙启明抹了把额头并不存在的汗，“那位搞法律政策的专家，问得我后背都湿了。”

“问题都很到位，很多是我们自己都没想那么深的。”赵婷感慨，“听了反而觉得思路更清晰了，知道以后该往哪些方面使劲。”

陈墨